时间: 2024-04-15 12:05:01 | 作者: 建筑桥梁照明
当我写下这行字时，雪已经停了。天色仍然明亮，我背对灶台坐在窗前，锅里的牛肉汤在身后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像写作前打腹稿的我。
1月31日，我从工作了12年多的“红圈所”辞职，2月7日来到加拿大卡尔加里。“红圈所”是律师事务所中的大厂，标准化的管理，规范的五险一金，有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且不错的待遇。
（如果不出意外，大概率）我将在今年9月开始读PhD。如何决定在38岁的高龄跨专业读社会学性别方向的PhD，这大概是一个要花很久很久才能讲明白的故事。
移民的决定是在2020年底做出的，本应一年办完的手续因为疫情办了两年。两年里有时感觉自己的勇气值得钦赏，有时又感觉自己在亲手毁掉人生。大概是这条心路走得返来复去，情绪都消磨殆尽，以至于最终跟领导同事说出辞职的决定时，平静得如同请个年假。但那时的平静仅仅来自疲惫，而非释然，不然在卡尔加里的梦里，我也不会仍然坐在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
卡尔加里时间和北京时间差15小时。卡尔加里周日下午6点，是北京时间周一上午9点。
离开北京、离开职场，来到卡尔加里后，每个周日的晚上我都会想到，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一上午，便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恐慌。这大概是上班十多年之后给我留下的伤疤。
给新人小朋友培训时，我告诉他们，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背景和资源但是愿意靠吃苦和专业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的年轻人，“红圈所”是个适合你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圈所”确实把律师照顾得不错，比如出差订酒店和机票以及报销从来不用自己动手，升职到资深之后商务舱和五星级可以随便订，所里给买了高端医疗保险，在医疗资源极其金贵的北京，这份保险可以让你不用排队，去三甲医院国际部，且不用自己掏钱。
但我后来才发现，它的逻辑是，它给出这些便利和福利，期待的是你把所有因此节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中。甚至不仅是时间和精力，还有你的兴趣、审美和价值观，都要掏出来。如果你的兴趣、爱好、休闲活动，不能转化成挖掘潜在客户的能力，那么你会觉得这上面荒度时间并不不值得。
我一度快要失去了感官，不再明白所谓的星辰大海鸟语花香有什么好向往的，然后几乎丧失了所有做“生活的小事”的能力，没有很好的方法动手做任何家务。疫情隔离期间不能请保洁上门，我家里除办公桌以外所有的地方都堆满了外卖盒和垃圾。
比如可以习惯垃圾分类，做完饭可以顺手擦一下灶台和油烟机，会主动想吃酸奶和水果而不是因为饿了渴了，给政府部门打电话不再那么害怕。这都是我被工作中的“大事”压垮之后丧失的能力。
卡尔加里总是在下雪，雪后气温会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我没有车，也没有驾照，只能在雪前天气短暂回暖的那天出门，坐公交去超市买一周的食物，然后猫在家里躲过最冷的时候。生活突然慢下来，回到相对质朴的状态——看天气出门，找兼职挣钱来买食物付房租，只愿意思考炖牛肉汤时番茄是先放好吃一点还是后放好吃一点。
闲下来的日子，心中也并不轻松。一方面确实是有些麻烦的事情需要处理，而更多的，是感觉自己并没有过上自己设想中的生活——没有像想象中的，每天拿出时间来读书、看电影，或写作。我生活中有另一个悖论，在某件事情没有成为我的目标时，我不会想做它；而当它成了我的目标，我便开始讨厌，甚至恐惧它。
现在的状态，让我开始担忧，担忧自己卷不动，更担忧自己卷起来。在过去十多年的工作中，“卷”对我而言是最大的伤害。并不只是体力和健康的折损，而是强迫自己去演另一个人，心力交瘁、动作变形，丧失判断。“不想再卷了”是我离开职场的初衷之一，但似乎一旦想要得到什么，第一反应就是卷。这让我感觉自己仿佛一脚踩在油门上，而另一脚踩在刹车上，于是在原地僵住不前。
西红柿炖牛腩是一道我十五年前在英国留学时就会做的菜，需要的主料只有番茄、洋葱、牛腩，都是在西方相对便宜的食材，也不太需要特殊的配料。如果有条件当然最好用砂锅或铸铁锅来煲，没有条件就用普通的带盖子的锅就可以。
教会我做这道菜的是个意大利人，Francesca，留学时和我住在同一个走廊上。那时我在伦敦读硕士，一年制，学生宿舍虽然看起来贵，但是因为包水电和暖气，位置也离学校近，比起自己租一个公寓便宜，不过要和一个走廊上十多个人共用洗手间和厨房。
伦敦多雨，秋冬时不到下午5点天就黑下来，宿舍院子里橘色的灯光在雨水里洇开，厨房便开始热闹起来。
就是这样在伦敦交到了第一批朋友——住同一个走廊上共用一个厨房的“室友”。那时成为朋友似乎很容易，不需要特意去social，甚至都没有熟悉起来的过程，仿佛今天大家刚刚互道了名字，明天就可以在冰箱上贴个纸条，说“XX，我借了你的面包，晚上会还给你。”
那是facebook刚刚流行起来的年代，我们迫不及待地加了好友，把自己的信息全面开放，这样便知道了彼此的生日，于是每个人在生日那天都能享受到室友们在厨房给办的party。
我生日那天，从中医店打工回来，带着一身的中药味推开厨房的门，接受室友们的祝福。美国来的Jassica在拥抱我后说我今天闻起来非常治愈。那天我喝了很多酒，坐在厨房的大窗台上便睡了过去，醒来时他们仍坐在餐桌边大声聊、大声笑，我恍惚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在伦敦。
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随时随地留下影像没有成为一种习惯，但你会知道哪些瞬间是不需要影像的记录就可以一直留在记忆里的。包括他们的样子、他们衣服的颜色，周围空气的味道。
记忆的鲜活程度不一定和时间成反比，因为一部分的你自己永远留在了那些瞬间里。譬如我今天坐在卡尔加里的厨房里，在餐桌上工作，身后的烤箱里散发出蒜香面包的香味，那仿佛就是十五年前期末复习时的深夜，Jassica丢进烤箱里的面包，她一会儿就会穿着睡衣戴着无框的眼镜推门进来，问我也要吃一块吗。
昨晚收到了一份兼职译者试译通过的通知，翻译公司发来了合同和费率——千字60块钱，且要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
看到这样的价格眼前一黑，又发邮件去协商，翻译公司回复说千字120块钱，不能更高。
奈何从2月6号开始做自由译者到现在，一单未开，现在是要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也只能接受，然后便参加翻译公司的线上培训。于是我懂得为什么是这样的价格了。
做律师的时候，在需要的翻译量大时，我们也经常用翻译公司。翻译公司交回来的稿件我们自己会检查一遍，对个别的词汇和句子作调整——这不是译者的水平问题，只是有些行业内的“黑话”，辞典上不会有，甚至三年前都没有，只有行业内的律师知道。
当然，我们只会去看那些最关键、最不能错的词汇。剩下的那些，哪怕翻译有点问题也无伤大雅，只要不是错别字这种低级错误就好。
如果是全篇都很重要，一个字都不能错的那种文件，我们不会找翻译公司。自己起草或翻译，跟客户按律师费收费。
我们要找不错、靠谱的翻译公司，而所谓的不错、靠谱，就是反馈及时，没有错译漏译，不需要改格式，没有低级错误。越是量大越是如此。
做律师时，其实我不知道译者是怎么工作的，以为都是手翻，从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开始，经常感叹当翻译真是不容易。而开始做兼职翻译才明白，翻译确实不容易，但不是手翻的这种不容易，而是要熟练掌握各种软件。
这些翻译软件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忆库和术语库，它能保证所有术语的前后一致，并且包含了该行业常用的“语料”。比如那些标准的合同条款、一些文件中的“套话”等等。它们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没有错。而对译者的要求，就是必须严格使用这一些记忆库和术语库，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和翻译公司询问，但是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更改。
这其实就满足了甲方“不错、靠谱”这条要求，遇上大批量的标准作业更是如此。“甲方”其实没有期待更好、更地道的翻译，于是翻译公司对译者也不期待。这样，翻译公司就不需要用高价去招“高水平”的译者了。
对兼职译者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软件使用越熟练，在一个任务上投入的时间越少，就有更多的时间接更多的任务，挣更多的钱。在具备基本能力的前提下，既然对“翻译水平”没有太高期待，那么与其打磨翻译语句，不如让自己更熟悉翻译软件。
这大概就是劳动的异化——人与劳动的分离。本来我是热爱翻译的，大学时还做过字幕组，每次发现同一种微妙的情感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同样精准地表达，心中总有一种感动。但这并不是“机器化大生产”需要的东西，也不是一个译者在“机器化大生产”中能够轻松的享受的东西。
当这种乐趣从劳动中剥离，人便不是自发地劳动，而是受生活所迫，为了挣钱而工作，于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到卡尔加里一个多月了，已经不记得几场雪。三场，或者四场？虽然我出生在东北，也从未见过这么频繁的雪。下雪的时候，人们都躲进屋子，城市空空荡荡，仿佛在为雪让路。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人的力量过于凸显。我们说“北京下雪了”、“上海下雨了”，似乎这个城市的存在天经地义，而雪和雨是忽然造访的过客。
但在卡尔加里这样的地方，每天都有雪，到处都是雪，雪稀松平常地、不由分说地，随时随地出现，飘在半空、堆在地面。我不再觉得是雪下在了这个城市，而是在这数百年里，一个城市出现在了下雪的地方，这个城市可能会消失，可能是一百年后，可能是几百年后，也可能不会消失，永远都在，而雪并不在意，雪仍然会下。
于是在卡尔加里，我时常察觉到自己是一只动物，是浣熊、松鼠、鸟、狐狸们的同类，没有一点征服大自然的野心，只是慢慢在气候和环境里适应和进化。与人寒暄时开口便是天气、要买重一点的东西时第一个想法便是我在雪地里扛着它走不走得动。我要给邮政多预留一些时间，因为雪天的时候物流会超级慢。租房时看离学校有多远，不是为了早上能多睡一会儿，而是在考虑每天要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户外呆多长时间。
今早醒来时，邻居正在除雪，用一种背在身上的大型风筒一样的设备，喷出高压的风，走在低矮光秃的灌木丛间，把院子里的小路从雪里吹出来。
我隔着玻璃看着他，突然想起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我也曾在清晨隔着玻璃往外看，那是熬了一个通宵工作结束的时候，三环上的车辆慢慢的开始流淌成河。
忽而疑惑，我真的那样生活过吗，就像那时我也很难来想象今天我会这样生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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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04-15 12:05:01 | 作者: 建筑桥梁照明
当我写下这行字时，雪已经停了。天色仍然明亮，我背对灶台坐在窗前，锅里的牛肉汤在身后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像写作前打腹稿的我。
1月31日，我从工作了12年多的“红圈所”辞职，2月7日来到加拿大卡尔加里。“红圈所”是律师事务所中的大厂，标准化的管理，规范的五险一金，有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且不错的待遇。
（如果不出意外，大概率）我将在今年9月开始读PhD。如何决定在38岁的高龄跨专业读社会学性别方向的PhD，这大概是一个要花很久很久才能讲明白的故事。
移民的决定是在2020年底做出的，本应一年办完的手续因为疫情办了两年。两年里有时感觉自己的勇气值得钦赏，有时又感觉自己在亲手毁掉人生。大概是这条心路走得返来复去，情绪都消磨殆尽，以至于最终跟领导同事说出辞职的决定时，平静得如同请个年假。但那时的平静仅仅来自疲惫，而非释然，不然在卡尔加里的梦里，我也不会仍然坐在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
卡尔加里时间和北京时间差15小时。卡尔加里周日下午6点，是北京时间周一上午9点。
离开北京、离开职场，来到卡尔加里后，每个周日的晚上我都会想到，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一上午，便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恐慌。这大概是上班十多年之后给我留下的伤疤。
给新人小朋友培训时，我告诉他们，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背景和资源但是愿意靠吃苦和专业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的年轻人，“红圈所”是个适合你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圈所”确实把律师照顾得不错，比如出差订酒店和机票以及报销从来不用自己动手，升职到资深之后商务舱和五星级可以随便订，所里给买了高端医疗保险，在医疗资源极其金贵的北京，这份保险可以让你不用排队，去三甲医院国际部，且不用自己掏钱。
但我后来才发现，它的逻辑是，它给出这些便利和福利，期待的是你把所有因此节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中。甚至不仅是时间和精力，还有你的兴趣、审美和价值观，都要掏出来。如果你的兴趣、爱好、休闲活动，不能转化成挖掘潜在客户的能力，那么你会觉得这上面荒度时间并不不值得。
我一度快要失去了感官，不再明白所谓的星辰大海鸟语花香有什么好向往的，然后几乎丧失了所有做“生活的小事”的能力，没有很好的方法动手做任何家务。疫情隔离期间不能请保洁上门，我家里除办公桌以外所有的地方都堆满了外卖盒和垃圾。
比如可以习惯垃圾分类，做完饭可以顺手擦一下灶台和油烟机，会主动想吃酸奶和水果而不是因为饿了渴了，给政府部门打电话不再那么害怕。这都是我被工作中的“大事”压垮之后丧失的能力。
卡尔加里总是在下雪，雪后气温会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我没有车，也没有驾照，只能在雪前天气短暂回暖的那天出门，坐公交去超市买一周的食物，然后猫在家里躲过最冷的时候。生活突然慢下来，回到相对质朴的状态——看天气出门，找兼职挣钱来买食物付房租，只愿意思考炖牛肉汤时番茄是先放好吃一点还是后放好吃一点。
闲下来的日子，心中也并不轻松。一方面确实是有些麻烦的事情需要处理，而更多的，是感觉自己并没有过上自己设想中的生活——没有像想象中的，每天拿出时间来读书、看电影，或写作。我生活中有另一个悖论，在某件事情没有成为我的目标时，我不会想做它；而当它成了我的目标，我便开始讨厌，甚至恐惧它。
现在的状态，让我开始担忧，担忧自己卷不动，更担忧自己卷起来。在过去十多年的工作中，“卷”对我而言是最大的伤害。并不只是体力和健康的折损，而是强迫自己去演另一个人，心力交瘁、动作变形，丧失判断。“不想再卷了”是我离开职场的初衷之一，但似乎一旦想要得到什么，第一反应就是卷。这让我感觉自己仿佛一脚踩在油门上，而另一脚踩在刹车上，于是在原地僵住不前。
西红柿炖牛腩是一道我十五年前在英国留学时就会做的菜，需要的主料只有番茄、洋葱、牛腩，都是在西方相对便宜的食材，也不太需要特殊的配料。如果有条件当然最好用砂锅或铸铁锅来煲，没有条件就用普通的带盖子的锅就可以。
教会我做这道菜的是个意大利人，Francesca，留学时和我住在同一个走廊上。那时我在伦敦读硕士，一年制，学生宿舍虽然看起来贵，但是因为包水电和暖气，位置也离学校近，比起自己租一个公寓便宜，不过要和一个走廊上十多个人共用洗手间和厨房。
伦敦多雨，秋冬时不到下午5点天就黑下来，宿舍院子里橘色的灯光在雨水里洇开，厨房便开始热闹起来。
就是这样在伦敦交到了第一批朋友——住同一个走廊上共用一个厨房的“室友”。那时成为朋友似乎很容易，不需要特意去social，甚至都没有熟悉起来的过程，仿佛今天大家刚刚互道了名字，明天就可以在冰箱上贴个纸条，说“XX，我借了你的面包，晚上会还给你。”
那是facebook刚刚流行起来的年代，我们迫不及待地加了好友，把自己的信息全面开放，这样便知道了彼此的生日，于是每个人在生日那天都能享受到室友们在厨房给办的party。
我生日那天，从中医店打工回来，带着一身的中药味推开厨房的门，接受室友们的祝福。美国来的Jassica在拥抱我后说我今天闻起来非常治愈。那天我喝了很多酒，坐在厨房的大窗台上便睡了过去，醒来时他们仍坐在餐桌边大声聊、大声笑，我恍惚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在伦敦。
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随时随地留下影像没有成为一种习惯，但你会知道哪些瞬间是不需要影像的记录就可以一直留在记忆里的。包括他们的样子、他们衣服的颜色，周围空气的味道。
记忆的鲜活程度不一定和时间成反比，因为一部分的你自己永远留在了那些瞬间里。譬如我今天坐在卡尔加里的厨房里，在餐桌上工作，身后的烤箱里散发出蒜香面包的香味，那仿佛就是十五年前期末复习时的深夜，Jassica丢进烤箱里的面包，她一会儿就会穿着睡衣戴着无框的眼镜推门进来，问我也要吃一块吗。
昨晚收到了一份兼职译者试译通过的通知，翻译公司发来了合同和费率——千字60块钱，且要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
看到这样的价格眼前一黑，又发邮件去协商，翻译公司回复说千字120块钱，不能更高。
奈何从2月6号开始做自由译者到现在，一单未开，现在是要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也只能接受，然后便参加翻译公司的线上培训。于是我懂得为什么是这样的价格了。
做律师的时候，在需要的翻译量大时，我们也经常用翻译公司。翻译公司交回来的稿件我们自己会检查一遍，对个别的词汇和句子作调整——这不是译者的水平问题，只是有些行业内的“黑话”，辞典上不会有，甚至三年前都没有，只有行业内的律师知道。
当然，我们只会去看那些最关键、最不能错的词汇。剩下的那些，哪怕翻译有点问题也无伤大雅，只要不是错别字这种低级错误就好。
如果是全篇都很重要，一个字都不能错的那种文件，我们不会找翻译公司。自己起草或翻译，跟客户按律师费收费。
我们要找不错、靠谱的翻译公司，而所谓的不错、靠谱，就是反馈及时，没有错译漏译，不需要改格式，没有低级错误。越是量大越是如此。
做律师时，其实我不知道译者是怎么工作的，以为都是手翻，从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开始，经常感叹当翻译真是不容易。而开始做兼职翻译才明白，翻译确实不容易，但不是手翻的这种不容易，而是要熟练掌握各种软件。
这些翻译软件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忆库和术语库，它能保证所有术语的前后一致，并且包含了该行业常用的“语料”。比如那些标准的合同条款、一些文件中的“套话”等等。它们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没有错。而对译者的要求，就是必须严格使用这一些记忆库和术语库，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和翻译公司询问，但是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更改。
这其实就满足了甲方“不错、靠谱”这条要求，遇上大批量的标准作业更是如此。“甲方”其实没有期待更好、更地道的翻译，于是翻译公司对译者也不期待。这样，翻译公司就不需要用高价去招“高水平”的译者了。
对兼职译者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软件使用越熟练，在一个任务上投入的时间越少，就有更多的时间接更多的任务，挣更多的钱。在具备基本能力的前提下，既然对“翻译水平”没有太高期待，那么与其打磨翻译语句，不如让自己更熟悉翻译软件。
这大概就是劳动的异化——人与劳动的分离。本来我是热爱翻译的，大学时还做过字幕组，每次发现同一种微妙的情感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同样精准地表达，心中总有一种感动。但这并不是“机器化大生产”需要的东西，也不是一个译者在“机器化大生产”中能够轻松的享受的东西。
当这种乐趣从劳动中剥离，人便不是自发地劳动，而是受生活所迫，为了挣钱而工作，于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到卡尔加里一个多月了，已经不记得几场雪。三场，或者四场？虽然我出生在东北，也从未见过这么频繁的雪。下雪的时候，人们都躲进屋子，城市空空荡荡，仿佛在为雪让路。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人的力量过于凸显。我们说“北京下雪了”、“上海下雨了”，似乎这个城市的存在天经地义，而雪和雨是忽然造访的过客。
但在卡尔加里这样的地方，每天都有雪，到处都是雪，雪稀松平常地、不由分说地，随时随地出现，飘在半空、堆在地面。我不再觉得是雪下在了这个城市，而是在这数百年里，一个城市出现在了下雪的地方，这个城市可能会消失，可能是一百年后，可能是几百年后，也可能不会消失，永远都在，而雪并不在意，雪仍然会下。
于是在卡尔加里，我时常察觉到自己是一只动物，是浣熊、松鼠、鸟、狐狸们的同类，没有一点征服大自然的野心，只是慢慢在气候和环境里适应和进化。与人寒暄时开口便是天气、要买重一点的东西时第一个想法便是我在雪地里扛着它走不走得动。我要给邮政多预留一些时间，因为雪天的时候物流会超级慢。租房时看离学校有多远，不是为了早上能多睡一会儿，而是在考虑每天要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户外呆多长时间。
今早醒来时，邻居正在除雪，用一种背在身上的大型风筒一样的设备，喷出高压的风，走在低矮光秃的灌木丛间，把院子里的小路从雪里吹出来。
我隔着玻璃看着他，突然想起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我也曾在清晨隔着玻璃往外看，那是熬了一个通宵工作结束的时候，三环上的车辆慢慢的开始流淌成河。
忽而疑惑，我真的那样生活过吗，就像那时我也很难来想象今天我会这样生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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