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汶川地震等多次突发性巨灾事件的成功处置，感动了中国、震撼了世界。然而，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应对突发性巨灾事件将是我国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为此，《科学时报》记者对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地震局原局长宋瑞祥进行了专访。
宋瑞祥首先谈到我国灾害处理的管理体系问题。在他看来，我国的应急指挥体系在近几年的灾害处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据了解，汶川大地震中及之后，国家及有关部门、地方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和文件，保障抗震救灾及以后的工作顺利开展。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都启动了地震应急预案，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14：40，中国地震局、总参谋部便启动应急预案；晚22点15分，国务院决定紧急启动Ⅰ级救灾应急响应，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启动Ⅰ级救灾响应。
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宋瑞祥表示，应急与救援的实践在很多方面突破了现有预案的框架、内容和编制水平。如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指挥部办公室的设置、有关部门的协调、异地救治伤员、救援队伍的调用、交通通讯严重中断、大批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行动、国际救援队的安排、国际救助的接收、对新闻媒体的开放、针对性法规的颁发、应急期的确定、次生灾害对策、心理咨询的问题、恢复重建规划、全国对口救援重建灾区的行动指令
应急预案所经历的突破和考验，也同样发生在2008年春节前后我国南方地区发生的冰雪灾害事件中。
分析原因时，宋瑞祥说，首先是原有预案的对象来源于中强地震、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再者是对应急预案的内涵未把握住；此外，原有预案未得到充分落实。
对原有预案的突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应急组织工作和体制、机制的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应对各类灾害和突发事件，一直实施在各级政府领导下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的体制和机制。宋瑞祥认为，这对一般或中等强度灾害的应急是有成效的，但在巨灾的应急救援过程中，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工作程序、工作延续以至对应急最关键的快速反应上，现有体制机制都需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因此，宋瑞祥认为，汶川大地震也提示了我们建立健全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体说来，要学习国际上“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应急救援资源进行相对有效整合，形成横向与纵向一体化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做法，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强化领导，形成应急处置核心，并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抗御地震灾害的合力。
汶川大地震后的头100个小时，多次强调，“把救人摆在第一位”。震后12分钟，军队高层就作出调动队伍的部署，发出了“灾情就是命令”的号召，10分钟内，灾区部队就组建成抗震救灾指挥部，并派出了救灾队伍。
纵观我国历次抢险救灾的历程，宋瑞祥说：“人民、武警部队始终是主力军。”“实施救援反应迅速、机动性高、突击力强是军队的特色，军队是中国抗灾救灾的特色，其行动速度多次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
然而，随着城镇建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从被灾害摧毁的城镇建筑中抢救幸存者的难度加大了。宋瑞祥说：“在汶川地震的救援现场，我们常常看见，一队队赤手空拳的官兵焦急面对垮落的钢筋水泥废墟无从下手救援被压埋的幸存者。这种场面提示我们，他们要专业的装备、专业的训练。”
与此同时，一支由4000余人组成的专业救援队在汶川地震中承担了最重要、最艰巨、最难救的幸存者救援任务。这支占救援队伍总人数5%的队伍，营救出的幸存者占所有紧急救援队伍的10%。
尽管在汶川地震前，在中国地震局的积极推动下，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量市组建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这些队伍几乎全部投入了汶川地震的抢险救灾，“然而，汶川地震的救援实践让我们正真看到，”宋瑞祥说，“相对地震频度高、分布广、灾害重的国情，目前我国地震专业紧急救援队伍规模远远不足。”
根据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的防震减灾法，我国地震紧急救援队伍规模将得到扩大，专业紧急救援力量将有所增加。
然而，从长远看，宋瑞祥强调，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震情灾情时有发生，仅靠一两支专业紧急救援队伍仍难以承担一市、一地、一省的突发灾难的紧急救援任务。
因此，他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步建立以专业紧急救援队伍为骨干，人民、武警、民兵、各行业抢险救灾队伍为主力，紧急救援志愿者协同的紧急救援网络。同时，人民、武警和民兵组织应当配置必需的简易救援装备，在原有训练中增加紧急救援的训练内容。并通过一系列对各类人员的组织和训练，从根本上改变搜救工作基本处于“搜寻靠嘴、救人靠手”，面对钢筋混凝土废墟束手无策，不懂科学救援，无法及时挽救更多被废墟压埋的生命的状况。
近年来，面对多次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房屋的品质问题一直受到公众与媒体深度关注。
宋瑞祥说：“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的最关键之一，就是房屋建筑质量上的问题。”
几年前，在新疆地区实施的地震安居工程，目前在多次自然灾害中经受住了考验，宋瑞祥认为，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推广。
2003年，在新疆伽师巴楚发生6.8级强烈地震，造成268人死亡，4853人受伤，近万栋房屋毁坏。宋瑞祥说，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巴楚县因历史上很少发生地震，尔族特有的土疙瘩房与一般的土木结构房屋，在当地农村民房中占到95%左右。这种没有地基的土疙瘩房，稳固性极差，在地震中大量倒塌，造成人员伤亡惨重。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受灾的伽师县由于在1996～1998年经历了强震，此后因地制宜，在农村广泛推广木结构干打垒抗震房，在2003年的强震中，很少受毁，减灾成效显著。
于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从2004年起，每年拨付2亿元人民币，在5年内让地震高发带的农民住上抗震房。
2004至2008年，新疆尔自治区已累计新建和改建抗震安居房189.5万户，有836万人住上了抗震房。这些新建的抗震房先后经历了多次较大地震的考验，完好无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截至2008年11月21日，云南省共完成农村居民地震安居工程建设12.3万户。2009年4月14日，云南省洱源县4.4级地震导致20余户民房不同程度受损，而地处震中的自然村此前实施了防震安居工程，民房就没有受损。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将不宜居住区域的居民搬迁到宜居区域，房屋建设标准和抗震强度得到了全方面提高。2008年8月25日，仲巴县发生6.8级地震后，又多次发生５级以上余震。所有安居工程建设房屋均未出现问题。
宋瑞祥说，房屋安全，百年大计。每一个房屋设计者、建设者，都要站在人民安全的高度、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设计、建设。
减轻灾害的科学技术来自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科学减灾思路，宋瑞祥说，汶川地震实践验证了这条思路的科学性。
中国历史上的大灾经验告诉我们：“大灾后必有大疫。”汶川地震后没再次出现大疫，这是什么原因？在宋瑞祥看来，一个核心问题是保障了饮水的安全。
汶川大地震震区有2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震后水源的水质安全受到了地震引发的次生污染和灾害的影响，保障饮用水的微生物学安全，防止灾后疫情暴发，是震后供水水质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科技部派出清华大学等国内一流专家，与当地建设、环保部门一起调查，发现灾后水质主要风险来自病原微生物、杀虫剂、石油类、其他有机污染物、嗅味物质、重金属、堰塞湖次生地质灾害。
由于上游地震重灾区存在重大人员受伤或死亡和动物死亡等因素对水源的污染，5月13日开始，成都市自来水水源微生物指标大幅升高：细菌总数比震前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粪大肠菌群超过了地表水环境品质衡量准则II类的限值。
同时，由于抗震救灾期间成都水源地紫坪铺水库中大量使用冲锋舟等运输船只，加上原有加油站和车辆的油品泄漏，紫坪铺水库下游都江堰宝瓶口断面5月20日石油类指标超过地表水环境品质衡量准则的7倍。
了解到水源风险后，在专家的建议下，水厂采用了一些应急处理工艺。实践证明，科学技术为饮水安全提供了有效保障。
然而，由于灾区防疫使用大量的农药、杀毒剂、杀虫剂，其中所含的敌敌畏很难通过应急处理工艺进行相对有效应对。于是，2008年5月23日晚，专家组上报《关于震区科学选择杀虫剂，防范产生次生污染影响饮用水安全的建议》，提出灾区慎用敌敌畏。此建议立即被采用，5月24日，卫生部等多家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切实做好地震灾区饮用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禁止使用敌敌畏，推荐使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由于依靠科学，判断准确，采取了紧急有效的措施，灾区城市的饮水安全很快得到了保障，群众喝到的是干净水，灾区没再次出现大的疫情。
在汶川地震后，不少专家学者对防灾科普工作提出了批评，指出由于公众对防灾知识掌握不足，使很多人失去了转瞬即逝的脱险机会。在我国第一个“防灾减灾日”之际，宋瑞祥在强调这个纪念日的重要意义时表示，大力宣传和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进一步提升公民灾害意识和抗灾自救能力，是“防灾减灾日”的重要宗旨之一。
从汶川地震一年后的防灾普及成效上看，宋瑞祥认为，汶川地震的重大教训，在某一些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防灾意识。
汶川地震前，在教育部曾颁布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规定：“学校应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紧急疏散演练”。这个规定自2006年9月正式实施，然而，2007年全年却只有70个学校搞了地震演练。汶川地震发生后，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已有17755个学校师生参加了地震演练，是2007年的254倍。
宋瑞祥说：“我希望这种积极性不要跟着时间的推移而退步。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好，使得学生从小掌握防灾减灾的真本领，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